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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店獅仔頭山隘勇線

新店獅仔頭山隘勇線
新店山區的開發,漢人在清乾隆五年(1740)便已將觸角延伸到新店溪上游,在嘉慶年間已漸漸在青潭、屈尺間拓墾成莊,隨著漢人設隘開墾。烏來的泰雅族八社,在總頭目馬來巴克志的領導下,對入墾者更具威脅性。「牡丹社事件」使清廷感受到撫番的重要性,「開山撫番」成為清朝的重要政策。劉銘傳籌備建省的時候,以「辦防、練兵、清賦、撫番」列為四大要務。他體認到臺灣山區佔全部面積三分之二,深山區開發的重要性,在臺北地區而言,首先要面對的是新店溪上游南勢溪流域烏來、三峽、新店一帶插天山群中的大豹等社泰雅族人。在新店方面,光緒十一年(1885)劉銘傳率領「銘字三營」的精銳的兵力做骨幹,由劉朝祜帶領親兵百人和艋舺紳士李秉鈞、大坪林劉廷玉等人,到屈尺察看地勢和番情,並且派通事入山招撫,結果馬來巴克志親自率領八社番民到屈尺求撫,然後在雙溪口、公婆碪、四分仔、龜山四處設防番兵,以防原住民的侵擾。光緒十二年(1886)為充分利用山區資源,興辦官辦樟腦,於大嵙崁設腦務總局,在雙溪(屈尺)設分局,撤去四地士兵,而在獅仔頭山、加九岸、四結寮、火燒樟設置防番屯所,各配置數十名士兵鎮壓。並採取懷柔政策,於是劉朝祜以及淡水知縣李嘉棠便和馬來等人議定規章十條,每社頭目派為社丁,月給勇糧,其總目馬來,月給口糧銀六兩,按月親至淡水縣署領取,藉通聲氣,並由八社頭目各選子弟一人至城讀書,言明生番地界,各歸各業,不許軍民侵占,地方才逐漸安定下來。一八九五年日本攻佔臺灣,文山、三峽及臺北地區抗日軍認為這裡的展望良好,為一處天然的防禦據點,所以選擇此處為基地,讓日軍有如芒刺在背,遂頃全力而攻擊,日軍夾軍力裝備現代化優勢,在多次的大規模攻擊後,抗日軍無奈的在軍力懸殊,後援不濟的情況下,只好棄守獅山基地,往內山番地撤守。1910至1914年的「五年理番計劃」,臺灣總督府動員強大武力對原住民進行血腥鎮壓。在新店山區的開發方面,日本人在大坪林、安坑、青潭與屈尺地區僅求治安上的平靜,而致力開發山區,在經過多年的與義軍周旋漸趨平靜,山區阻力漸小後,先於明治三十二年(1899)六日成立樟腦局,公布《臺灣樟腦及樟腦專賣規則》,同年土倉龍次郎更提出《新店溪上游番界殖林意見書》,建議在屈尺、雙溪口與南勢溪上游等已歸化之屈尺番、烏來八社土地上造林。一九○三年日警隘勇駐防獅仔頭山,沿山嶺設鐵網封鎖,終於爆發泰雅族人保衛生存領地襲殺日警,展開一連串激烈戰爭。日軍甚至在此設置戰俘營,利用他們做各項開發,留下一頁慘烈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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